百年婚戀觀 變化知多少
魏陽
近百年中，沒有什么變化比中國人婚戀觀念的變化更深刻地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了。
晚清中國流行的是儀式化的婚姻觀念。儒學禮教賦予婚姻以近乎宗教般的文化價值，個人必須在婚姻中才能完成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并在傳宗接代中縱向與家庭的歷史、橫向與社會網絡連接。但這種婚姻觀念基本與現代定義中的男女愛情無關，而是一種以儒家禮教，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儀式化行為準則。這種婚姻觀更多的規范外在的行為，對于夫妻的內心感情，更多強調“敬”，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愛情。
現代意義上的愛情，以兩情相悅、自由選擇、親密和心靈感觸為特征。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國古代儀式化的婚姻觀存在沖突。隨著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興起，以禮教為基礎的傳統婚姻觀受到挑戰。五四時期的情愛觀念，以個人感情為依托，反思家庭和婚姻存在的必要性。
二十世紀初開始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以及新文化運動，開始將西方浪漫主義運動出現的愛情觀念傳入中國。這種愛情強調伴侶之間的仰慕、親密和欣賞。這種新的觀念重新定義了中文語詞“愛情”的含義，并要求婚姻和男女的結合必須以此“愛情”為基礎。這種新的情愛觀念，和當時流行的個人主義觀念、無政府主義觀念、自由主義觀念相結合，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情愛文化，并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探討情愛、呼吁沖破家庭、父權和夫權枷鎖的文學和思想作品。在某些無政府主義者眼中，甚至進而抨擊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在他們眼中，純粹個人主義的情愛觀念，必然摧毀婚姻這一反人性的制度。
, 百拇醫藥
比如在1920年上�！睹駠請蟆犯笨队X悟》組織的“廢除婚姻制度”的討論中，有作者聲稱：“自由婚姻也是一種專利的結婚。甚么專利？就是愛情專利和性交專利。我們一個人自己是要有一個‘自由的人格’，不應當屬于誰某所有的。我底愛情……為人家所專利，就是表示我沒有‘自由的人格’，人家底愛情……為我所專利，就是侮弄人家底‘自由的人格’�！�
在他們看來，婚戀的意義完全在于“自由的人格”，而婚姻在制度上則束縛了這種自由。一些廢婚論者甚至設想沒有婚姻的社會，會和儒家傳說中的“大同”社會一樣美好�！澳菚r候，無父子，無夫婦，無家庭，無名分的種種無謂的束縛，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豈不是一個很太平的世界，大同的社會嗎？”
這些論者引用恩格斯資產階級婚姻是“長期賣淫”的說法，對婚姻制度本身大加鞭撻：“新舊婚姻均是一種買賣關系：我看見結婚不過是‘生殖器的買賣’；婚證是買賣的契約，婚禮是買賣的手續，買賣的媒介是金錢和戀愛。沒有戀愛，單靠金錢，由第三者做買賣的掮客，把生殖器賣給人，這就是舊的結婚；有了戀愛，靠著證婚書和約指，強使大家永遠結合，戀愛不能移到第三者，生殖器彼此專利，這就是新的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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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個人情愛為目的的私人化婚戀觀，在現實中常常碰壁。魯迅在《娜拉出走之后》一文中指出，由于女性缺乏經濟能力，即使在掙脫父權和夫權之后的娜拉，無力在男權社會上立足，只有兩條歸宿：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所以，魯迅在他的小說《傷逝》中，講述了這樣一個出走的娜拉。小說中的涓生和子君，是為沖破家庭禮教的枷鎖而私奔，奮不顧身追求個人幸福的一對情侶。子君大膽地說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然而，在私奔同居后，兩人由于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持，經濟上陷入窘境。艱難的生活最終扼殺了愛情。最終，涓生說出了：“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終結了這段感情。子君只能回到家里，郁郁而終。
魯迅在這部小說里，批判了新青年在經濟上無法獨立的殘酷社會現實，指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以個人情愛和個人自由為目標的婚戀觀，只能是空中樓閣。他認為，實現個人化的婚戀觀，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經濟組織和結構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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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外敵入侵的危機加深，原來以個人情愛為核心的婚戀觀受到民族獨立的思潮的沖擊。個人在婚戀中的地位進一步受到質疑。民族的安危，讓一部分文人開始反思個人化婚戀觀的疆界。越來越多的作者意識到，面對民族的危難，個人的兒女情長的合法性受到動搖。個人應該首先投入到民族獨立斗爭的滾滾洪流中去。比如在報紙上發表《抗戰日記》的女作家謝冰瑩，就在抗日的洪流中感嘆，個人情愛與民族危亡這樣的宏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集體化、社會化的婚戀觀興起之后，個人化的婚戀觀受到了沖擊。
另一方面，從歐美傳入的“科學”生育觀，也改變了個人化的婚戀觀。潘光旦等學者，以歐美的“優生學”和民族危亡為由，重新鼓吹傳統的婚戀觀，讓女人回到家庭中，為國家崛起而生兒育女。這種“科學”的生育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人愛情的重要性，而將為國生育奉為婚姻的目標。
革命的話語，更在另一方面沖擊了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婚戀觀。左派文人掀起了文學革命論，讓文學成為革命的武器，批判了以個人情愛、親密和感受為宗旨的“鴛鴦蝴蝶派”。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個人情愛的意義，在革命這種集體化的婚戀觀面前進一步消解。這種革命的婚戀觀，讓個人從屬于社會，家庭成為社會的附屬物，必須圍繞國家的整體利益而運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種革命的婚戀觀，讓個人進一步從屬于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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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婚戀觀出現多元化的傾向。一方面，五四時期的個人情愛觀在20世紀80年代復活，婚姻開始以“愛情”為基礎。另一方面，社會急速的市場化也讓中國人的婚戀觀念市場化，呈現一種市場化的個人主義傾向。在觀念上，婚姻依然定義為必須以愛情為基礎；在行為上，婚姻成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被當作是一種實現個人利益(不僅是經濟利益，也包括生活目標和情感需求)的一種市場行為，一種投資過程，一種合作形式，一種經濟現象，符合市場和經濟規律。這反映在一系列對婚戀進行指導和反思的商業產品之上。還有，女性主義在改革開放年代的重新蘇醒，也帶來了更多對于婚姻本質的思考和質疑。這一時期的中國人的婚戀觀念，呈現極為復雜多變的狀態。個人主義、經濟因素、傳統思想、女性權益意識、階層分化，都在婚姻這一競技場中相互交織，擊碎原來相對統一的婚戀觀，也帶來更多個人自由選擇的縫隙。
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人婚戀觀的變遷，能讓我們在歷史的鏡子中看清自己，洞悉我們做出種種不同選擇的原因，更深刻地理解婚姻對于人類的意義。
(作者系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歷史系教授), 百拇醫藥
近百年中，沒有什么變化比中國人婚戀觀念的變化更深刻地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了。
晚清中國流行的是儀式化的婚姻觀念。儒學禮教賦予婚姻以近乎宗教般的文化價值，個人必須在婚姻中才能完成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并在傳宗接代中縱向與家庭的歷史、橫向與社會網絡連接。但這種婚姻觀念基本與現代定義中的男女愛情無關，而是一種以儒家禮教，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儀式化行為準則。這種婚姻觀更多的規范外在的行為，對于夫妻的內心感情，更多強調“敬”，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愛情。
現代意義上的愛情，以兩情相悅、自由選擇、親密和心靈感觸為特征。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國古代儀式化的婚姻觀存在沖突。隨著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興起，以禮教為基礎的傳統婚姻觀受到挑戰。五四時期的情愛觀念，以個人感情為依托，反思家庭和婚姻存在的必要性。
二十世紀初開始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以及新文化運動，開始將西方浪漫主義運動出現的愛情觀念傳入中國。這種愛情強調伴侶之間的仰慕、親密和欣賞。這種新的觀念重新定義了中文語詞“愛情”的含義，并要求婚姻和男女的結合必須以此“愛情”為基礎。這種新的情愛觀念，和當時流行的個人主義觀念、無政府主義觀念、自由主義觀念相結合，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情愛文化，并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探討情愛、呼吁沖破家庭、父權和夫權枷鎖的文學和思想作品。在某些無政府主義者眼中，甚至進而抨擊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在他們眼中，純粹個人主義的情愛觀念，必然摧毀婚姻這一反人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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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1920年上�！睹駠請蟆犯笨队X悟》組織的“廢除婚姻制度”的討論中，有作者聲稱：“自由婚姻也是一種專利的結婚。甚么專利？就是愛情專利和性交專利。我們一個人自己是要有一個‘自由的人格’，不應當屬于誰某所有的。我底愛情……為人家所專利，就是表示我沒有‘自由的人格’，人家底愛情……為我所專利，就是侮弄人家底‘自由的人格’�！�
在他們看來，婚戀的意義完全在于“自由的人格”，而婚姻在制度上則束縛了這種自由。一些廢婚論者甚至設想沒有婚姻的社會，會和儒家傳說中的“大同”社會一樣美好�！澳菚r候，無父子，無夫婦，無家庭，無名分的種種無謂的束縛，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豈不是一個很太平的世界，大同的社會嗎？”
這些論者引用恩格斯資產階級婚姻是“長期賣淫”的說法，對婚姻制度本身大加鞭撻：“新舊婚姻均是一種買賣關系：我看見結婚不過是‘生殖器的買賣’；婚證是買賣的契約，婚禮是買賣的手續，買賣的媒介是金錢和戀愛。沒有戀愛，單靠金錢，由第三者做買賣的掮客，把生殖器賣給人，這就是舊的結婚；有了戀愛，靠著證婚書和約指，強使大家永遠結合，戀愛不能移到第三者，生殖器彼此專利，這就是新的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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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魯迅在他的小說《傷逝》中，講述了這樣一個出走的娜拉。小說中的涓生和子君，是為沖破家庭禮教的枷鎖而私奔，奮不顧身追求個人幸福的一對情侶。子君大膽地說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然而，在私奔同居后，兩人由于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持，經濟上陷入窘境。艱難的生活最終扼殺了愛情。最終，涓生說出了：“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終結了這段感情。子君只能回到家里，郁郁而終。
魯迅在這部小說里，批判了新青年在經濟上無法獨立的殘酷社會現實，指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以個人情愛和個人自由為目標的婚戀觀，只能是空中樓閣。他認為，實現個人化的婚戀觀，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經濟組織和結構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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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外敵入侵的危機加深，原來以個人情愛為核心的婚戀觀受到民族獨立的思潮的沖擊。個人在婚戀中的地位進一步受到質疑。民族的安危，讓一部分文人開始反思個人化婚戀觀的疆界。越來越多的作者意識到，面對民族的危難，個人的兒女情長的合法性受到動搖。個人應該首先投入到民族獨立斗爭的滾滾洪流中去。比如在報紙上發表《抗戰日記》的女作家謝冰瑩，就在抗日的洪流中感嘆，個人情愛與民族危亡這樣的宏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集體化、社會化的婚戀觀興起之后，個人化的婚戀觀受到了沖擊。
另一方面，從歐美傳入的“科學”生育觀，也改變了個人化的婚戀觀。潘光旦等學者，以歐美的“優生學”和民族危亡為由，重新鼓吹傳統的婚戀觀，讓女人回到家庭中，為國家崛起而生兒育女。這種“科學”的生育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人愛情的重要性，而將為國生育奉為婚姻的目標。
革命的話語，更在另一方面沖擊了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婚戀觀。左派文人掀起了文學革命論，讓文學成為革命的武器，批判了以個人情愛、親密和感受為宗旨的“鴛鴦蝴蝶派”。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個人情愛的意義，在革命這種集體化的婚戀觀面前進一步消解。這種革命的婚戀觀，讓個人從屬于社會，家庭成為社會的附屬物，必須圍繞國家的整體利益而運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種革命的婚戀觀，讓個人進一步從屬于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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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婚戀觀出現多元化的傾向。一方面，五四時期的個人情愛觀在20世紀80年代復活，婚姻開始以“愛情”為基礎。另一方面，社會急速的市場化也讓中國人的婚戀觀念市場化，呈現一種市場化的個人主義傾向。在觀念上，婚姻依然定義為必須以愛情為基礎；在行為上，婚姻成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被當作是一種實現個人利益(不僅是經濟利益，也包括生活目標和情感需求)的一種市場行為，一種投資過程，一種合作形式，一種經濟現象，符合市場和經濟規律。這反映在一系列對婚戀進行指導和反思的商業產品之上。還有，女性主義在改革開放年代的重新蘇醒，也帶來了更多對于婚姻本質的思考和質疑。這一時期的中國人的婚戀觀念，呈現極為復雜多變的狀態。個人主義、經濟因素、傳統思想、女性權益意識、階層分化，都在婚姻這一競技場中相互交織，擊碎原來相對統一的婚戀觀，也帶來更多個人自由選擇的縫隙。
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人婚戀觀的變遷，能讓我們在歷史的鏡子中看清自己，洞悉我們做出種種不同選擇的原因，更深刻地理解婚姻對于人類的意義。
(作者系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歷史系教授), 百拇醫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