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點看中醫

與西醫一條“還原”之道走到黑的思路相比,中醫藥的治療思路不但別樹一幟、獨辟蹊徑,而且境界新開、極富智慧——而這樣的智慧恰恰可能是科學及其背后“原點”的認知“盲區”。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出意外地再次引發了一波中醫、西醫的爭論和調侃,對這二者之間“孰優孰劣”的比較當然也有某些意義,不過從根源上看,中醫、西醫原本就一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其中一方評判、甚至否定另一方,實際上對雙方都是不合理的。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首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為“軸心時代”!拜S心時代”表明世界上至關重要的原點不止一個。在這里我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有可能忽視了其他的原點(包括我們中國文明自己的原點)的參考坐標?而這些原點及其視角、問題意識很可能不是“科學”及其原點本身所能夠全部提供和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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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作為西方文明主要代表、幾乎一統天下的現代科學也越來越意識到自身從根源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因此亦有粒子物理學家提出了重新回到原點,重新審視、選擇原點的呼聲。
中醫與西醫的交流、碰撞也是導致類似討論和思考的例子。西醫在消滅對人類有害的細菌、病毒方面自然有目共睹、效果顯著,但西醫趕盡殺絕、“軍備競賽”般的對抗療法也迫使病毒、細菌不斷激化、變異和提高適應性,產生了越來越強大的“超級病毒”“超級細菌”,使人類也許面臨更多、更高的風險境地。筆者清晰地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自己上小學時因為感冒發燒經常要打30萬單位的青霉素,幾年前一位大連醫科大學的醫生親口告訴我,現在的小朋友打的青霉素是1200萬單位,30年間已經飆升了40倍。這樣的發展趨勢,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顧慮:西醫越來越“強大”的消炎殺毒方式,是不是對人體的威脅和危害也同樣越來越大?
面對著不斷增長的、龐大的西藥開發經費,以及不斷攀升的醫療費用,還有復雜昂貴的醫療器械,對于“簡、便、廉、驗”的中醫藥的順勢療法、辨證施治、整體思維等主要思路和方法,西醫也日益認識到中醫獨特、寶貴之處與可資借鑒之地。據統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每年對“替代醫療”(alternative medicine,其中針灸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投入已經達到了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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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中藥出口至歐洲卻被無情地拒之門外,原因主要是中醫藥無法像西藥一樣提供藥品中每一種成分的藥用價值、毒副作用以及嚴格系統的試驗數據等。然而,假設一包中藥里有十幾種、多則幾十種藥品,每種藥品又有十幾種、多則幾十種成分,相加起來一包中藥里可能會有成百上千種成分,在中醫藥看來,要徹底搞清楚“每一種成分的藥用價值、毒副作用以及嚴格系統的試驗數據等”既無可能,更沒必要。因為,不同于西醫科學的還原理論——只是一味地追求每種單一成分的醫療功效,中醫更加看重的是這些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否達到了預期的醫治效果,真可謂是舍“原子”、棄“本體”于不顧而求“關系”、探“信息”。
與西醫一條“還原”之道走到黑的思路相比,中醫藥的治療思路不但別樹一幟、獨辟蹊徑,而且境界新開、極富智慧——而這樣的智慧恰恰可能是科學及其背后“原點”的認知“盲區”,難怪越來越引起西醫研究領域的重視和青睞。
目前,國內中醫界甚至有一種說法,拯救中醫藥的希望可能在西醫——因為我們自己臣服于西醫太久矣,對自家傳統中醫藥的排斥和否定反而比外人更加徹底和激進化。這不恰恰說明不同“原點”的重要性嗎?否定、拋棄自己的“原點”,一門心思跟著別人亦步亦趨地“照貓畫虎”,不正是數典忘宗、自斷根脈的愚蠢做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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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點看中醫,提醒我們應當經常有意識地回顧原點,跳出科學,重新看看世界。盡管美國學者哈拉維曾說過,科學是一個現代社會“必須要玩的游戲”,因為它是“通往權力的路徑”,但是在我看來,今日需要認真思考并且越來越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天下苦科學久矣!我們極需經常跳出科學這個“范式”(當然不是要放棄科學,更不是要否定科學),重新看看外面的世界和過去的歷史,重新思考一下當下的處境與未來的發展: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
2018年筆者訪問臺灣大學時,一位哲學系教授哀嘆臺灣已經徹底失去了學術的話語權和自主權——即使研究中國哲學基本上也不得不用西方的分析框架、概念用語(甚至連“中國哲學”本身的定義都是西方的),而且要用英文發表論文才獲認可,他很羨慕大陸的哲學論文目前還有中文期刊可發表和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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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真有點細思極恐的感覺:我們的自然科學早已經唯《科學》《自然》《細胞》等馬首是瞻了;社會科學研究沒有定量數據、理論模型幾乎寸步難行,在一些重點大學也基本上只以英文刊物的發表“論英雄”了;剩下的人文科學當下同樣也在大獎特獎英文論文的發表,不久的將來大陸是否也要逐漸步臺灣喪失學術自主權的后塵?這是不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學術殖民”的傾向?
筆者曾參加一個道教養生的講座,講演者是道教領域一有美國博士學位的教授,整個演講過程中頻頻抱怨和多次批評道教原始材料中存在著諸如概念混亂、邏輯矛盾、玄想荒唐之處。在他看來,道教的許多養生功法都極不科學、而且完全缺乏科學的可操作性與可檢驗性。講座結束后,我私下與他交流,問他是否練習過道教的養生功法,不出所料,他頗帶不屑地回答說:從來不練。
我十分理解他的意思,比如作為學術研究要客觀、中正,以旁觀者的身份進行觀察,不宜主觀介入等等——這早就是科學研究一以貫之的立場了。但是,對于道教等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領域,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嗎?科學的研究方法會不會導致我們所謂的學術研究失去什么、誤導什么?與道教淵源頗深的太極拳就有一個非常知名的說法:“一層功夫一層理”——試問,如果站在所謂“客觀”“不介入”的角度,那么對太極拳功夫的研究又能夠理解、認識到哪一個層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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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太極拳(完全不同于今天大學武術課上的太極拳)的圈子里還有一句十分尖銳的說法:“太極拳已經被高校里的武術老師給毀掉了”,主要原因是一些武術老師基本上全盤接受了西方運動理論的浸染與洗禮,對中國傳統武術的理解也只有西方的單一視角和評判標準了。不是說西方的方法、理論不好,但如此以西方為圭臬, 豈不是把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獨特的知識體系放在了長腿鋸短、斷腿拉長的“普羅克拉提斯之床”上了嗎?
本人在北京大學也曾試圖邀請傳統太極拳師傅來作講座,事先在申請場地、演講經費時被相關行政部門以演講者沒有研究生“學歷”和學術“職稱”而一口拒絕,毫無商量通融的余地,讓人不僅扼腕嘆惜:我中華自己的優秀傳統竟被所謂現代教學、科研體系視之為“異類”而被拒之于門外、棄之如敝履。
密歇根大學心理系的Nisbett教授設計過一個有趣的實驗:把東西方的大學生分為兩個群體:日、韓、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學生為一群,歐、美大學生為一群組,測驗的題目是分別給出3個詞:panda(熊貓), monkey(猴子), banana(香蕉),要求把其中兩個詞串聯在一起。結果形成鮮明的對比,西方的學生多半串聯monkey和panda,但對東方來的學生來說總是將monkey 和banana作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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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bett認為這個認知的差異可以回溯到兩千年前的古希臘哲學。但我覺得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地方在于,1905年廢除科舉后,中國全民一改原先的知識結構,開始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但是迄今100年過去了,中國人在一些基本的、“原點”的思維方式上能否輕易改變是頗令人質疑的(考慮到參加測驗的中國留學生是西化程度更高的年輕群體,這一結論更值得思考)。我們的確需要繼續努力向西方,以及向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但我們不能忘了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
中華文明經歷過百家爭鳴的大激蕩、佛教來華的大融合,今天在中華復興的道路上,面對西方的科學文明我們同樣應該有自己文化傳統的定力,以平常的心態與西方文明交流和共處,不但對自己的傳統與文化要有“溫情和敬意”(錢穆語),更要有信心與雄心,不但“要從世界看中國”(周有光語),也要從中國看世界,不但要有理論自信,還要有理論勇氣,為世界提供一個不同的原點思路,一種不同的道路選擇。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朱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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